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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士诒不谈其在财经上的造诣，单单与袁世凯的关系就非一般人可比。老袁有妻妾多人，家里人口众多（127口人），经常被一些家庭琐事所烦心。那时又没有成熟的管理办法可供参考，不然像后世一位贪官用mba的方法管理情人倒也能井井有条。
作为谋士的梁士治就曾出主意给袁世凯妻妾“发薪水”：每人80到100元不等，视进门日子而定；每生一子，月添3元（入中南海后改为6元），袁安排二姨太李氏（袁克齐母）保管银票，每月做工资单上报袁；五姨太杨氏保管名章，每月拿图章盖戳子。这样一来，财账分离，家庭支用上就合理多了。老袁乐得轻松，暗赞老梁果然是财经界的一流好手。
此时老梁正值人生的低谷：袁记约法颁布后，由于责任内阁制被总统制代替，袁总统在总统府下设立了政事堂取代之前的国务院，徐世昌充当国务卿，杨士琦、钱能训分别为左、右丞，结果梁士诒一时失势，无处安身，最后只捞得税务督办一职，令梁大财神好生懊恼。祸不单行的是，肃政厅（袁记约法下的产物，相当于前清的御史台，专门弹劾各级官员）此时又提出了“三次长参案”和“五路大参案”，搞得交通系上上下下，人人自危。
所谓“三次长参案”，指的是对陆军次长俆树铮、交通次长叶恭绰和财政次长张弧的弹劾，而叶恭绰和张弧都是交通系的人马；“五路大参案”则指津浦、京汉、京绥、沪宁、正太五大铁路局的营私舞弊案，更是矛头直指交通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交通系的大佬、当时还兼任交通银行总理的梁士诒当然脱不了干系。
对于张汉卿一个毛头小子，纵然他是奉天王张作霖的儿子，梁士诒也没放在眼中。至于张汉卿在京中的名声雀起，他也是不以为意的。一个末学后进，知道什么军国大事了，夸夸其谈、纸上谈兵会误事的。蔡松坡、蒋百里想提携后进，不要这么拼命么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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